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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文集

生活安寧權的立法探討
來源:本站 作者:張紐約 時間:2017-05-10

 

       一、引言

       在一些國家的法律中,隱私權的范圍十分廣泛,包含了多種具體人格權,也包含了本文所要進行敘述的生活安寧權,以至于在實際案件的處理過程中發生一些弊端。也有些國家用一般人格權來填補立法上的空白,將多種未被規定在法律中的人格權納入一般人格權調整的范圍內,這樣雖然能解決一部分實際案件中的難題,但是由于一般人格權的范圍過于寬泛,導致沒有明確的界定,容易造成誤判。

 

       近年來,我國發生的侵犯生活安寧權的事例愈發多見且有蔓延、上升的趨勢,一些裁判文書中已使用居住、生活的安寧生活安寧的權利等語詞來指代被侵害的人格利益。這一現象使我們認識到,我國應當對人格權進行進一步的細分,在原有的具體人格權的基礎上,增加生活安寧權,加強對私人安寧的生活狀態不被侵擾的保護。但理論界和實務界對生活安寧權的內涵的界定、權利的客體和立法保護模式選擇卻眾說紛紜,存在巨大分歧,本文就圍繞生活安寧權的幾個難點進行探討。

二、生活安寧權的概念與特征
       (一)生活安寧權的概念界定

生活安寧權概念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幾種:(1)是指個人有權對他的生活安寧享有一種權利,并且有權排斥他人對他正常生活的干擾;(2)是指主體為維持正常、安靜的生活環境所享有的不受非法干擾的具體人格權;(3)是自然人在私人領域享有按其意愿處理自己生活情事,不受他人侵擾的具體人格權;(4)是指自然人有生活安定和寧靜的權利,自然人有權排斥他人對其正常生活的騷擾[1]  

 

結合上述的幾種概念表述,筆者將“生活安寧權”界定為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維持安穩寧靜的私人生活狀態,并排除他人不法侵擾的具體人格權。安寧生活作為現代私人生活的基本追求,應當得到保護,排除不法侵擾,為權利人提供滿足需求的精神樂園。這是法制社會應有的對權利人的尊重,和最基礎的權利保護。

 

(二)生活安寧權的特征

1、屬于精神型具體人格權

根據人格利益的抽象程度,人格權分為一般人格權與具體人格權,一般人格權是指自然人和法人享有的,概括人格獨立、人格自由、人格尊嚴全部內容的一般人格利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廣泛性,具體人格權是指細化到各個保護權益的,針對特定范圍保護的人格權。也有分為抽象人格權和具體人格權,抽象人格權包括一般人格權、自我決定權和人格商業權。

具體人格權的劃分主要可分為2類:物質型人格權和精神型人格權,物質型人格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精神型人格權包括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形象權、聲音權、名譽權、榮譽權和信用權、人身自由權、隱私權等。按照上述對人格權類別的劃分,本文所討論的與隱私權分立的生活安寧權,顯然應屬一項具體人格權。該權利旨在保護安穩寧靜的私生活利益,該利益并非有形的利益,而是無形的精神需要的滿足,因此其應歸屬于自由型的精神人格權。

2、主體限于自然人

安寧生活權中的“生活”應指私人個體的生活,不包括社會或其他組織、團體的生活,是保護自然人生活安靜、穩定、不被打擾的狀態。在我國的《民法通則》當中,有法條規定一些法人或組織也享有部分人格權,但筆者認為,在生活安寧權的主體上,僅限于自然人的生活,也只有自然人才是精神型人格權的適格主體,其他法人或組織的工作場所等地點受到侵擾時,應通過其他法益名稱主張保護。

3、客體是個人生活的安寧利益

生活安寧權是具體人格權,那么其保護的客體必然是特定的,也就是個人生活的安寧狀態,這一特點恰好可以作為生活安寧權應當成為一種獨立的具體人格權的有力證明,現代的法治注重人的自由和安全,生活安寧權有特定的保護客體,在這樣的基礎上,作為一項具體人格權是合法合理的。測重在對自然人的私生活安寧狀態的保護,排除他人的不法侵擾。

 4、具有可克減性

 安寧生活權作為一種以自然人私生活安寧利益為客體的自由型精神性人格權,如同隱私權一樣,其權利邊界不甚清晰,因而有被濫用的可能,故此,其亦應具有可克減性。即當個人的安寧生活權益與公共利益或他人的正當自由權益發生沖突時,法律往往優先保護公共利益或一般人的正當利益,而對特定個體的安寧生活權可予以必要的限制。申言之,為了維護不同主體的安全與自由利益的均衡,個體的安寧生活權存在自由與限制的雙重維度,每一權利人也都負有必要的容忍義務。只有當來自外部的滋擾行為須在超出了一般理性人(a reasonable person )能夠容忍的限度,達到對私人安寧生活狀態的高度冒犯(highly offensive)時,方可構成對安寧生活權的不法侵害。而合理的容忍限度的衡量,取決于社會發展的水平和一定國家的法治環境。

        三、侵害生活安寧權的具體形態

 

       (一)騷擾

 

 

       漢語詞典中“騷擾”意為 使不安寧,擾亂,是指針對特定人的(通常是重復性的或者持續性)言語、舉動或者動作,滋擾、恐嚇或者引起該人實質性精神損害,而該言語、舉動或者動作缺乏正當性

 

       不同形式的騷擾可以分為直接騷擾、電話騷擾、短信騷擾、郵件騷擾以及其他網絡騷擾等;從行為目的上,可以分為推銷型騷擾、商業型騷擾、無聊型騷擾、報復型騷擾等[2]。隨著信息科技的發展,騷擾的形式更加多種多樣,騷擾的內涵也得到了擴充,除了傳統形式上的上門推銷,街頭問卷等形式,網絡騷擾也日益成為侵擾他人安寧生活的主要途徑。大大降低了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質量和水平。

       (二)欺詐性或錯誤性告知

       1、欺詐性告知

 

       行為人有目的性的告知他人虛假的信息,使他人受欺騙而獲取利益,侵擾他人安靜穩定的生活,造成他人除財產以外的心理上的損害。最為常見的表現為虛假中獎信息等。此行為在主觀上惡意程度較高,對相對人造成的危害更大。

 

       2、錯誤性告知由于過失,一主體錯誤地將某一信息當做另一信息進行公布,而從對相對人造成侵擾。具體可表現為,將私人電話錯登為投訴、業務、服務等電話。此種行為,行為人不特定,行為無主觀惡性,但對相對人確能造成持久且廣泛的影響,嚴重威脅相對人的人格權利。

 

       (三)不可量物入侵

 

       “不可量物”,又稱“不可稱量物”,是指噪音、煙塵、震動、臭氣、煙氣、灰屑、光、無線電波或放射性等在形態上不具有可稱量性質的物質。我國《物權法》于第七章(相鄰關系)第90條規定的相鄰不動產之間禁止排放、施放污染物的規定就屬于不可量物入侵的規定不可量物對人類、人類生活以及生存環境的危害極大,一旦入侵鄰人土地、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將造成干擾性妨害,并造成損失,此即為不可量物的侵害。[3]盡管不可量物從直觀的角度上看,屬于不動產相鄰問題的范疇,但從整體上看,不可量物的入侵,也涉及到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權益、生活安寧權等方面,在立法不斷完善的今天,不可量物的入侵也應當作為生活安寧權的一部分,進入到人格權的規制范疇。當同時造成不動產安全和人格權損害時,受害人可以同時主張兩種權利,遭受嚴重精神損害時,也可以同時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四、生活安寧權與隱私權的差異及其獨立規定的必要性 

       (一)生活安寧權與隱私權的差異

若想將生活安寧權作為一種獨立的權利,必須將其區別于其他人格權,證明其具有的獨特性。由于部分學者主張生活安寧權與隱私權具有相似性的觀點,本文主要對生活安寧權和隱私權進行區分。

隱私權是一種基本人格權利,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收集、利用和公開的一種人格權,而且權利主體對他人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對自己是否向他人公開隱私以及公開的范圍和程度等具有決定權。

從《侵權責任法》中關于隱私權的籠統性規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二條“婦女的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肖像權等人格權受法律保護。”,再到《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和中國兒童發展綱要的通知》“依法保護兒童的隱私權”。可以看到我國對于隱私權保護的重視,但也可以反映出,在立法層面,對于隱私權的概念和范圍,并沒有進行明確的規定,以至于無法判斷隱私權這一基本人格權的內涵與其外延。因此學界只能從理論上進行界定。
   
筆者認為,無論從詞義角度亦或是立法技術,都不能將“隱私權”作廣泛的界定,如果將“隱私權”一詞作寬泛的解釋,也不利于對受害人權益的保護,也不符合了現有的具體人格權的體系。因此,應當將隱私權限定在隱私和秘密的范圍內,與生活安寧區分開。
       在此,對隱私權和生活安寧權從構成要件上進行進一步的對比:

1、客體方面:“生活安寧權”著重安寧的生活環境,不論是精神層面還是物質生活層面,實現生活不被肆意侵擾的生活狀態。而隱私利益主要指私人秘密不受非法刺探和披露,即不愿告訴他人的秘密或個人的信息不被外人知曉。所以,即使兩者有相似之處,即隱私利益與生活安寧利益都具有私人性,但側重點不同,對應的法益也不盡相同。

2、客觀表現形式方面:侵害生活安寧權的方式主要是騷擾、欺詐或錯誤性告知以及不可量物侵擾等;而侵害隱私權的主要方式是以窺視、竊聽、刺探等非法方式獲取和披露他人的秘密,表現形式存在極大的不同。

3、行為后果:生活安寧權受到侵擾的后果是安穩平靜的生活狀態被打擾;而隱私權遭受侵擾的后果是受害人不愿被人知曉的秘密信息被公開,或為特定人獲得。

應當注意的問題是,因為生活安寧權與隱私權均屬于側重精神層面的具體人格權,在實際案例中必定會存在難以區分或者極其類同的情況,對此,應當經過具體的法律實踐,在司法解釋中加以釋明。再者,當一系列行為中,既構成隱私權的侵害,也構成生活安寧權的損害時(如:在竊取他人秘密信息后,騷擾受害人等情形), 另一種行為應當被主行為所吸收,被吸收的行為應作為情節被考慮到法律責任中。
       (二)生活安寧權獨立規定的必要性

 

首先,獨立規定作為具體人格權之一種的生活安寧權,符合民法以人為本倫理基礎。康德曾指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并且人只能被作為目的而不能被視為手段[25]在不可量物侵入、騷擾電話、垃圾短信、欺詐信息等不斷侵蝕私人安寧生活利益的當下中國,將生活安寧權確認為一種法定權利,對于維持普通民眾不受非法侵擾的安穩寧靜的生活秩序,提升國民的幸福感指數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次,生活安寧權的獨立規定,符合我國人格權體系發展的需要。我國自《民法通則》以來,形成了由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及隱私權等構成的人格權體系,并為《侵權責任法》所肯認。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強化對自然人私生活安寧利益的保護并將生活安寧權從隱私權中分離出來,不僅可以破解集合型的廣義隱私權對既有人格權體系的沖擊,厘清各種具體人格權之間的權利邊界及邏輯關系,而且可以豐富人格權的類型,為人格權法的制定或其在未來民法典中獨立成編提供容量支撐。

 

最后,生活安寧權的獨立規定,符合我國司法實踐的需要。將生活安寧權從隱私權中分離出來,可以把現實生活中那些雖沒有侵害他人隱私利益,但超出一般人的容忍限度而侵擾他人安寧生活狀態的情況納入生活安寧權的轄域,以防止法律規范的疏漏;在不可量物的侵入不僅侵害不動產相鄰權益,而且嚴重損害自然人安寧生活利益的情況下,賦予受害人多項請求權并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也可為受害人提供更為周延的法律保護。

五、我國保護生活安寧權的立法模式選擇

 

一旦認定了生活安寧權的意義,那么重心則落到了立法層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生活安寧權的范圍認定和立法保護模式。

 

根據我國的幾種立法的方式,我國法律對生活安寧權的保護的立法模式不外乎以下四種:

1、包含模式,將生活安寧權不是獨立地作為一種人格權來列明,而是通過擴大“隱私權”的內涵,將影響生活安寧造成損害的行為納入到“隱私權”的范疇,并以侵害“隱私權”為名對行為人進行處罰。王利明教授在民法典草案學者建議稿中就主張此種模式。

2、一般人格權模式,通過一般人格權的籠統規定對侵害生活安寧的行為進行保護。

3、具體人格權模式,將生活安寧權獨立為具體人格權中的一種,通過此權利來規范相應的行為。

4、侵權法模式,既不擴大隱私權的內涵,也不對生活安寧作特殊的規定,而是將其解釋到《侵權責任法》第2條第2款的“等人身權益”中,通過侵權責任法來救濟受害人的權利。

這四種模式,均有優勢也有劣勢,具體采用哪一種,應當根據實際可操作性以及立法者的考慮角度,作出最合理的抉擇。

六、小結 

現今社會中頻頻出現垃圾信息、騷擾電話、上門推銷以及各種不可量物,對生活環境的侵擾等現象的大量出現及其蔓延之勢,更加凸顯了對自然人的安寧生活利益加以保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內涵、外延以及侵犯方式和損害后果等方面看,安寧生活利益難以為隱私權所包容,它涵蓋隱私又不等同于隱私,因此應使其成為一種獨立的法益類型。為完善人格權的類型和體系,確保民眾過上真正有尊嚴和較高幸福感的和諧私人生活,應將安寧生活權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規定于我國未來的人格權法或民法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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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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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利明:《隱私權的新發展》,《人大法律評論》2009年第1期。

[2]參見張新寶:《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群眾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

[3]彭大為:《相鄰不可量物侵害的法律規制》,《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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